巫鸿：中国特色的青铜时代
在现代关于中国早期历史和美术史的研究中，学者们经常使用“青铜时代”这个概念。这一概念借自西方进化论中所谓的“技术演进三期说”（three-stage technological sequence）。尽管18世纪初的约翰·冯·艾科特（Johann von Eckart）甚至是古罗马的卢克莱修（Lucretius）就已有了类似的说法，但人们通常将这一理论的发明权归于19世纪的丹麦学者克里斯蒂·汤姆森（Christian Thomsen）和肯·沃尔索（Kens Worsaae）。汤姆森在其《北欧古物指南》（Guide to Northern Antiquities）一书中对这个理论做了以下定义：
在石器时代，武器和工具以石、木、骨或类似材料制造，人们对金属了解很少，或一无所知……在青铜时代，武器或切割类工具以红铜或青铜制造，人们对于铁或银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
铁器时代是野蛮时代（heathen times）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阶段。在这个时期，人们以铁来制造最为适合的器具，铁器的使用取代了青铜。
汤姆森对该理论的这一简单表述并没有存在很久，因为“三期说”在19世纪后半叶和20世纪前半叶得到了极大的丰富：约翰·拉博克（John Lubbock）将石器时代划分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阿林·布朗（Aleen Brown）提出“中石器时代”的命名；意大利的一些考古学家提出在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之间应该还存在有一个铜石并用的时代（Eneolithic period），等等。最后，戈登·柴尔德（Gordon Childe）将这些单项的发现综合成“一系列连续技术演进阶段”的文化发展系统理论。在这种总体的前后关系中，青铜时代被认为有三种更迭的“模式”（modes）：
在模式1中，武器和装饰品以红铜及其合金制成，但是没有专为生产制造的金属工具，石工具仍然在继续认真地制造。在模式2中，红铜和青铜通常用来制造工艺品，但既不用于农牧业，也不应用于其他重体力劳动。金属器包括刀、锯、专用的轴、扁斧和凿等。模式3的特征是金属工具在农业和重体力劳动中得到应用，农业中的金属工具有镰刀、锄头，甚至包括锤头。
因此，青铜时代本身的发展证实了（同时也来源于）这种理论在总体上的一种基本假设——即先进工具的发明和不断广泛应用带来了“生产力”的持续发展。作为一般意义上的一种进化论理论，这个范式进而被认为适用于古代社会的不同文化。对“技术演进三期说”的崇尚使得人们在研究早期中国历史时简单地借用青铜时代一词来指传统上称作三代的历史时期，因为在这一时期内中国的青铜制造业达到其顶峰。
但是许多学者已经指出，这里的问题在于尽管中国青铜器被公认为古代世界技术最为高超的青铜作品，然而古代中国人从未用青铜制造农业工具，而只是制造了少量的手工工具。这些学者当中，张光直在1980年发表的一篇重要文章试图在中国的特殊背景下重新定义青铜时代的概念：“由于青铜并没有广泛地用来制造农业工具，（中国）青铜时代主要不是通过生产技术的革命产生的。如果真的有一次革命，那么它就应该是社会组织领域内的革命。”这一基本主张引导他展开了两项更为深入的观察。首先，由于中国青铜时代和诸如国家的形成、城市化以及文明等因素相合，“青铜时代”这一概念“可以用来作为衡量文化和社会的一个标准”。其次，“中国青铜时代的特征是这种金属的使用与礼仪和战争密切联系，换言之，青铜是一种政治权力”。这些观点为我在本节中的讨论提供了一个基础。我所要探讨的是与权力以及纪念碑性等概念相关的青铜器的象征意义问题。然而在开始讨论之前，我们有必要简要地巡视一下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基本用途。
从现存的青铜器来观察，我们可以得出有关古代中国青铜器功能三个初步的结论。首先，在青铜发明之后，这种新的金属主要服务于非生产性目的。这些非生产性青铜器分作两大类，一是礼仪中使用的容器和乐器，二是武器和车器。有些武器和车可能用于战争，但是其数量可观，并且运用了精巧的镶嵌工艺，或者形体巨大，可能也是在礼仪中使用的。
亚醜钺。青铜。商代晚期，前12—前11世纪早期。长32.7厘米，宽34.5厘米。1964年山东益都苏埠屯出土。山东博物馆藏。
再者，尽管有一些青铜钻、刀、凿和小型的铲子被发现，但是如果立即将这些东西认定为日常生活中的实用工具却是相当危险的。例如，作为商王室占卜用具的卜骨需要钻孔，以便使卜骨在经过火烤后出现裂缝。20世纪60年代的学者估计当时所发现的甲骨数量达46万片，其中15万片有文字，每片甲骨平均钻有五个孔，那么，这些甲骨上的钻孔就多达230万个。大多数的孔——即使不是所有的——是用青铜钻完成的。1952年在郑州曾有这种工具和甲骨一同出土；1953年在同一地区发现的另一件铜钻与卜骨上的钻孔十分吻合。基于这种现象，中国考古学家郭宝钧认为大批青铜钻可能是为商王室所控制的宗教活动制作的。
1989年在今江西新干发现了一座埋葬丰富的墓葬，墓主可能是与商同时的一个南部方国的统治者。尽管该墓出土的127件青铜器被冠以“工具”之名，但这些器具中有许多装饰着饕餮纹和其他神秘的动物纹样。传世的一些所谓的青铜“农具”也具有同样的特征；其他传世的凿和斧上标有族徽、官职名称，以及商、周贵族或个人的名字。同样的铭文和纹样也出现在礼仪中所使用的容器上，说明这些所谓的工具可能也是礼仪用具的一部分。新干墓的发现有力地支持了这样一个观点：这127件“工具”与同时发现的容器、仪仗用的兵器、玉器和半米高的青铜偶像同属于一个组合。这些器具围绕在死者周围，很显然是其个人的私有财产。这些珍贵的青铜“工具”很可能是在某种与农业有关的仪式中所使用的礼器；我们从礼书的记载可知，举行这类仪式是统治者重要的职责。
青铜工具。线图。商代晚期，约前13世纪。1989年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江西新干县博物馆藏。
在湖南宁乡一项早于新干墓的考古发现中，青铜“工具”也与礼器相伴出土：224件小型青铜斧放置在一件礼仪用的大型罐内。在同一地区的其他发现中，1963年出土的一件卣中盛有1100多件玉管和玉珠，1970年出土的另一件卣中盛有大约320件玉礼器。这四项发现的共同点在于它们向我们展示了不同种类的礼器原来的组合关系；在礼书中也记载有同样的组合，但是，当我们将青铜器和玉器分别作为独立的“工具”和“艺术品”加以研究时，就会对这类关系视而不见。同样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周晚期市场经济的发展，青铜铸币出现了，其形态采用了铲、刀或环的外形。这些器物原来被用于礼仪或战争中，而现在却被赋予了商业的价值。实际上，学者们已经指出，商代和西周墓葬中出土的那些小而薄的“铲”可能就是这类货币的“原型”。
东周货币。青铜。拓片。
（a）带“王”字铭文的空首布。（b）“明”刀币。
第三，考古发现的商和西周的农业工具主要用石头制作。二里头遗址的发掘证明，在青铜器被发明以后，人们继续使用石质的农业生产工具。晚商的情况也是如此，1928—1937年间在安阳晚商都城的发掘中出土了3640件石刀或石镰。这些考古学材料使许多中国学者对中国青铜时代的性质提出了疑问。如历史学家雷海宗在1957年提出，中国的青铜时代实质上是一个石器时代，工具，特别是农业工具，多以石和木制造，生产力水平仍十分低下，剩余产品非常有限。他的观点得到著名考古学家陈梦家和于省吾的支持。陈梦家认为，王室的匠师以新出现的青铜铸造技术制造器具，武器用于战争，容器用于王室祭祀，自由民无力为自己制造青铜农具，奴隶当然也不被允许在农业生产中使用贵重的青铜。
但是，20世纪50年代的这项讨论不久就被迫中断：“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把“技术演进三期说”作为人类社会进化的一项基本原则。任何怀疑中国历史上曾存在青铜工具的说法都被视为异端。雷海宗和陈梦家受到指责，被冠以反动学术权威之名，其写作的权利被剥夺。唐兰1960年发表的《中国古代社会使用青铜农器问题的初步研究》一文宣布了官方观点的胜利，为这个争论做出结论。
作为一位古代文献和古物知识甚丰的学者，唐兰指出几乎所有现存先秦文献中出现的农具名字都带有“金”字旁。此外，他还列举了他认为可以断定为农器的45件存世青铜器。但是具有反讽意味的是，这些例证对于支持他的观点来说实在是太贫乏了：他所引用的文献大多成于东周，现存的版本甚至是在更晚的时期才被编成。而那45件器物分散在从商代到汉代大约1500年的漫长时期内。这些“工具”与同时期制作的大量青铜礼器和武器相比，不仅在数量上极不相称，而且所谓的农具实际上包括小而薄的铲、斧以及铸有高贵的铭文和饕餮的“锄”，还包括一些武器。在为这项费力劳神的研究所得的薄弱结论寻找理由时，唐兰指出（他的结论被尊奉“主流”观点的许多学者所重复）“珍贵的青铜”被不断再生利用，青铜工具可能被熔化以铸造其他的器物。然而这种假设实际上是自相矛盾的：如果青铜确实很“珍贵”的话，那么它就应当被统治阶级严格控制，用来制造“珍贵”的器物。
这最后一点对于中国早期历史和美术史的研究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中国古人是不是真的把“贵重材料”用来推进生产的发展？或者说，中国古代是否存在着一个将“贵重材料”和先进技术不断地用于非生产性活动的传统？在思考这些问题时，观察一下中国本土传统中的一个进化论描述是饶有趣味的。公元1世纪的袁康在其《越绝书》中提到，“以石为兵”是上古乌托邦式的三皇时代的特征，而玉器（他称作“神器”）则是创造了国家、规范了社会等级的黄帝的发明。青铜器的使用与第一个王朝夏相联系，接着便是三代以后的铁器时代。在袁康的系统中，玉比石高贵，铜与铁有别。因此，“石”与“金”两大类质料又分别包含了两个亚类（“石”包括普通的石头和玉；“金”包括青铜和铁）。在古代文献中，普通的石和铁被看作“丑陋”或“粗劣”（“恶”）的材料，通常用来制作工具，而玉和青铜则被看作“美丽”或“优良”（“美”）的材料，用以制作非生产性物品。袁康的四期说——如果我们可以这样称呼它的话——并没有勾画出一个生产力单线进化的模式，而是包含了礼器和用器这两个既不同又相关的发展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玉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概念与上文所描述的商和西周时期的礼器美术，以及中国古代纪念碑性的发展紧密相关。
正如上文所指出的，玉器雕刻从公元前4000年后开始集中出现，玉的所有物质性特征都被赋予社会意义。我提出这种现象反映出一种对创造特权与权力的象征物的渴望，而这是一种在人类历史上某一特定阶段出现的渴望。礼器的某些基本特征——古代中国纪念碑的主要形式——逐渐得到定型化：礼器美术作品总是采用那个时代最高超的技术；这些作品总是使用珍贵的材料来制作，并且/或者包含着熟练技工的大量劳动；这些作品在形式上具有工具的基本类型学特征，但同时又故意抹杀实用的功能。这些特征说明，一旦一种新的技术被发明或一种“贵重”的材料被发现，它们就会被吸收纳入到礼器的传统中去，被运用于非实用的目的。这种逻辑揭示了为什么青铜铸造技术仅仅被用于制造宗教用品和身份地位的象征物。然而，正像一些研究者在讨论史前文化和思想时所指出的那样，这些新出现的贵重物品和以前的物品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前者可以更有效地体现出统治权力的合法性：
对于那些缺少现代科学知识的人们来说，金属制品本身即体现了将自然世界的性质加以转换的神奇能力。选取某种特别的石头进行加热，在达到某个特定温度时石头熔化为液态。通过浇注到模具中这些液浆可以变化成各种形状和形式。冷却之后，液浆变得坚硬，光彩夺目，富有魅力，同时也变得比最坚硬的石头更加持久……在这种情况下，有能力掌控这一过程的个人得以获得崇高的声望，也就绝不出人意料了。
作为礼器，青铜器必须使自身与日常器具区别开来。一件青铜觚具有细长的身体和外侈的口部——将“饮器”做成这种极不方便的形状，到底是为了什么？一件作为饮器的盉变得如此华丽而沉重——如何能够举起它并从其细小的流口向外倒酒？一件盘的内底覆盖着一通长篇大论的纪念性铭文——它究竟是一个用来盛饭的盘子，还是一种文案的媒介？很显然，这些青铜器的材料、形状、装饰，以及铭文有意地体现出某种完全超乎通常经验的意义，证明这些器具作为礼器所具有神圣的、非尘世的性格。
青铜方盉。商代晚期，约前13世纪。高71.2厘米。据传出于河南安阳西北冈1001号墓。东京，根津美术馆藏。
根据通行的“技术演进三期说”，青铜的功能在于推进生产。然而，我希望强调的是，中国古代的青铜礼器，包括珍贵的礼仪性玉、陶器，实际上都是在“浪费”（squander）和“吞并”（absorb）生产力。而正是因为这些人造的器物能够如此“浪费”和“吞并”生产力，它们才得以具有权力，才能够获得它们的纪念碑性。
（本文摘自《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的“纪念碑性”》，巫鸿著，世纪文景出品。经授权刊布。篇题为编者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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